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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约见“长江王”林一山
发布时间:2014-12-10 11:51:45        点击量:

     

                                 读《林一山回忆录》


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林一山回忆录》,使我有幸认识了林一山,认识了这位讲真话讲原则做实事淡泊名利胸怀坦荡的老人。
实话实说。在未读此书之前,作为一名水利系统的员工,我并未见过林一山。只是多次听老一辈兴奋地谈起:他是一位闹过学潮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创始人,是毛主席、周总理喜爱的水利专家,是蜚声中外的“长江王”,是两届全国人大常委,是迄今为止人尚健在而因其贡献巨大立有铜像的二人之一……听得次数多了,就产生了敬佩之意,萌发了与之神交的念头。只是觉得他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我等无名小辈只可站在遥远处仰视……
打开书扉,伴随着老人思路清晰的回忆,我自然而然地穿过敞开的心扉走进了他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充满真诚的世界里,有他的梦寐以求,有他的坎坷际遇,有他的哲学思考,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忍无可忍……在这个宽广的世界里遨游时,在用一个平凡人平视的目光来打量他时,我常常忍不住喃喃自语:哦,这就是你吗?一个倔强的林一山,一个严谨的林一山,一个天真的林一山,一个幽默的林一山。
这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作为一个读者,最讨厌领导在文章中讲假话,打官腔。尤其是在回忆录中。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将此页一翻而过或弃书不阅。而林一山却与之不同。他在回忆录的《自序》中说:“我年轻时就很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至今仍视为至理名言。但是,人微言轻,因官阶之高低,同样的意见而份量不同,同样的工作而难易悬殊,所以我们不妨再给这句话增加一层意思:伸手要官不好,而不当官手中无权也办不成事,至少更难以完成任务。问题在于做官是为谋私,还是为公。”这番话很是实在,不唱高调,将办大事与当大官关系讲得通俗透彻,且无“极左”之口吻,字里行间,洋溢着林一山的辩证法。有位读者对笔者坦言,他就是在看了这段话后,才对此书产生了看下去的兴趣。在1953年到1958年的六年中,毛主席特别召见林一山就有六次。林一山自感在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中,特别是在企事业部门的干部中,获此殊荣者实在不多。虽然深知“……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信赖和器重……视此为一生之殊荣”,但在事关国家大计上照样秉笔直书,大胆提出反对意见。如在葛洲坝工程的兴建问题上,当时中央都表示同意,而林一山是惟一上书反对的。此事令人不禁想起了陈云的共产党人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林一山的言行,印证了他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在主持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为了使委员们都能将心用在工作上,他宣布了三条意见:“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全体一致;第二,委员必须搞清楚问题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随意表态;第三,会议形成的文件大家都要签字。”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将具体科学实践结合起来的精神,闪耀着林一山哲学思想的光芒。这种求真务实的严谨作风,使得在10年的工作与合作中,委员们能够尊重科学同心协力,为较好地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提供了保障。
这是一个讲原则的人。林一山在政治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看不惯高岗和饶漱石的宗派作风,就道不同不相为谋,给官也不做,并与之斗争;在技术上,他的原则性也很强。搞荆江分洪时,有些领导不懂技术又很主观,常常坚持已见。而他在技术措施、工程质量这些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于是当面顶撞、会上争吵,背后指责,乃至骂他的都有。但他为了工程的百年大计和人民财产照样对着干。在长江建设上,他主张先上三峡再建葛洲坝,并明知形势不利,仍敢孤军奋战,公开上书反对。可能就是他的这种“反对”,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使得毛主席在批了“赞成兴建此坝”之后,又犹豫地写下“……到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等补救的话语;在兴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上,他又与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相让。
这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如果将解放前的业绩省略不谈,仅就解放后对国家水利事业所做的贡献而言,林一山就做了不少实事: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后来的“长办”,主持长江流域的规划治理,为长江水利招收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负责荆江分洪工程的技术工作;参与50年代党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决策,并主持三峡工程规划、勘探、设计工作;在南水北调问题上做了大量前期查勘工作。如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由于这次查勘研究的成果,使丹江口在与其上游其他坝址的比较中占了绝对优势,丹江口坝址也因此成为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引嘉济汉线路的查勘。这些,为毛主席确定南水北调的宏大决策,提供了具体科学思路和资料;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心愿,加快未来三峡大坝的施工进度,缩短工期,致电国务院在湖北省蒲圻县兴建了“三峡试验坝”(即陆水试验枢纽),并在此进行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水工革命”;主持了丹江口工程的技术工作;“文革”期间,在葛洲坝工程出现危机时,他不计个人得失,临危受命,为总理分忧,毅然承担起修改设计的工作,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确保工程质量呕心沥血,最后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至1989年(这年他78岁),曾四上巴颜喀拉山,调研西部调水方案;组织、指挥了对长江江源的考察,探清了江源的所在和长江的长度等一系列数据资料;等等。
这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林一山的淡泊主要体现在对待地位和荣誉面前。他曾六次主动谢绝或放弃升迁机会。第一次是中央山东分局决定调他做宣传部长,他谢绝了,宁愿做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第二次,谢绝了王稼祥代表中央东北局要他担任宣传部的工作;第三次,中央宣布他担任广西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这个职务显然比中南水利部部长和长委会主任要高,但又被一心恋水无心从政“正途”的他推掉了;第四次,时任中南局代理书记的邓子恢,想为他安排一个更适合其经历与身份的工作,就约他与饶漱石会面,意在使饶提拔他,但他又婉辞了;第五次,毛主席单独问林,中央谁了解他,语气中有变动他工作的意思,可他却没表态。坐失良机。在总理领导下的日子里,他尽管感到“我的职务与中央托付的重任不太适应,……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而我却只是忍耐和等待,没有想到如何去沟通,其中包括向总理汇报我的困难”;第六次,是水电部长刘澜涛致电林想让他来担任水电部长,并约他去见总理,可林却不积极,“气”得刘摔了电话。从林一山六次“不识抬举”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淡泊宁静的知识分子形象。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因为林一山自甘淡泊宁静,才能成为长江水利的技术专家,才能在长江水利事业上成就辉煌。
这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林一山讲真话讲原则,但却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在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问题上,尽管他与李锐持不同观点,并多次发生争论,一直“闹”到党中央。但在三峡工程开工后,他却能这样看问题:“静心思之,三峡工程在研究过程中,所有的不同意见也都是一种贡献。因为,任何一个三峡建设方案的初稿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只有从各种角度作缜密的观察并提出种种问题要求回答,才促使方案日臻完善,而得以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三峡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建设,希望对这种巨型工程特别慎重,确保万无一失。”他在葛洲坝的问题上与张体学有分歧有争论,但在张体学逝世后,他马上赴京参加追悼会,而他也是一个癌症患者啊!他在这时写下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我与张体学同志在江口、在葛洲坝都有争论,但都是为了工作。我很敬重他的实干精神,这两大工程尽管走了一段弯路,但首先是敢干,没有这个前提也干不成。实在说,葛洲坝出了问题后,体学同志是很不安的,当时总理决定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要以葛洲坝工程的半途而废来证明我反对先上葛洲坝的正确,向总理表示这项工程已无可挽回,长办无此能力承担修改设计的任务,总理尽管可能大为不快和失望,恐怕也难以勉强我接受任务,这个工程就很可能半途而废。恰恰相反,我果断地承担下来,并利用已有的工程避免浪费。因此,体学同志对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故此后我向中央提出荆北放淤巩固荆江大堤的工程计划时,他曾给予积极地支持。”透过这段话,可以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以国家为重大局为重的坦荡胸怀和拳拳报国心。
《林一山回忆录》的语言朴实、情真意切,生动传神,不乏幽默之笔。文中,林一山在提到“毛主席六次接见我”时,自豪之情立刻溢于言表,但话出口后似乎又有所察觉,大概是怕人说不谦虚,于是话题马上一转,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关注长江和三峡。这段回忆将一个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许世友将军邀林至家中便饭时,问为什么在南京一带不能为他们也修一座像葛洲坝那样的水电站……无独有偶,彭冲同志遇林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读到此处,读者忍不住为这些大官的外行话“偷着乐”;还有,在给林一山做手术之前的宴席上,水电部办公厅主任张季农首先念了总理同意手术的批示,然后说:“我以水电部的名义,为一山同志的治疗向诸位敬酒。他的病我大体了解,诸位能否用‘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来原则划分他的病情。”读到这里,读者又忍不住被这位领导的职业语言逗得捧腹。回忆录中还记述了一段总理劝酒的故事,读来也饶有兴趣。“……总理要我们喝酒,许多人还是没喝。总理说:‘会开完了,大家要很好休息一下,吃饭喝点酒嘛!’总理看我们硬是不喝,就对服务员说:‘你们能不能找个能敬酒的姑娘。’正好她们中间有一位姑娘能喝一斤茅台,于是找来了这位姑娘。只见她头上留着长辫子,手托大木盘,里面全是斟满了的茅台酒的杯子。那时的茅台还不像现在这么贵。大家看她把酒端上来,纷纷躲开。总理领着这位姑娘,端着木盘四处找人,后来找到了我们。最后见我们都不愿意喝,就无可奈何地说‘大家不喝就算了吧!’”此情此景,令读者身在其境,置身于百姓与总理平等和谐其乐融融的氛围。“文革”前,为了培养人才,林一山创办了长江工程大学。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学生竟成了造反派,他竟成了批斗对象,而且在会上逼着他承认这错那错时,他实在忍不住,就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把你们招来。”此话非常符合他的身份、个性和当时的心情,读来让人感到真实。而真实是撰写回忆录的一个重要原则。
合上此书,一个讲真话讲原则做实事淡泊名利胸怀坦荡的老人顿时跃然纸上,铭刻心头,这就是我们的林一山,我们的林老。
林老勾画的一张张水利蓝图,今天正在化为现实,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
衷心祝愿林老健康、长寿!

注:《林一山回忆录》由方志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发行
     著者:林一山   责任编辑:夏红兵

作者:刘智安


   

  ·相关链接·

  天福山起义

    林一山是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天福山起义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37年8月,日军进犯山东。不久,德州、平原、禹城、济阳相继失陷,山东告急。10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起义。会后,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胶东;根据国共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决议,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邹恒禄等出狱后,也被省委派来胶东。这些人到胶东后,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2月 15日,理琪来到胶东特委驻地——文登县沟于家村,当晚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发动群众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决定 12月 24日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23日夜,理琪等胶东特委领导人登上天福山,在玉皇庙内再次研究天亮后的具体行动。拂晓,于得水等带领昆嵛山游击队30余人登上天福山。天亮后,参加起义的其他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40余人全部到齐。日出时,起义仪式在庙前广场举行。理琪首先代表特委做起义动员,并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最后特委决定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沟于家村作联络,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分头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其余参加起义的人员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起义队伍奔赴抗日第一线,并成功地组织了威海起义,解放牟平城。1938年2月 13日,胶东特委在牟平城南雷神庙研究下步工作时,被烟台赶来的日军包围。理琪在战斗中牺牲,在林一山的指挥下,多数同志顺利突围。在近距枪战中,林一山的右手腕部被敌人使用国际禁止的炸子子弹击中,几乎打断。夜间突围时他想甩掉右手,才发现有一半还连着。

    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后,抗战的烽火呈星火燎原之势,在胶东大地熊熊燃烧。

    长江水利委员会

    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是水利部在长江流域和澜沧江以西(含澜沧江)区域内行使水行政主管职能的派出机构,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成立于1950年2月,其前身是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水利部的授权,长江委主要负责区域内的水行政执法,水资源统一管理、节约、配置和保护,流域规划,防汛抗旱,河道管理,流域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河道采砂管理,水土保持,水文,科研,以及有关国有资产的运营、监管等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长江委人完成了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为代表的大量的流域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先后承担了荆江分洪、丹江口、隔河岩、万安、江垭、葛洲坝和三峡、南水北调、长江重要堤防等一系列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科研、监理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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